配资公司是怎么运作的所长任内8年，他上任穿旧衣，卸任还椅子，连自己的实验室都不建？

物欲横流的时代浪潮里，很多人习惯于追逐聚光灯下的荣耀。然而，却有这样一位老人，始终像一位“逆行者”，在众人都在拼命“索取”的时代，他选择了“给予”；他不占便宜、不讲穿着、不端架子，更不争名利。他，就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原所长、著名动物生态学家——王祖望。

王祖望

甘为人梯的伯乐

1935年，王祖望出生于浙江宁波。1960年，他从南开大学毕业后，便一头扎进了青藏高原的腹地，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。

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时，王祖望在马场骑马

在极易缺氧的高原上，王祖望持续研究啮齿动物的种群生态，一干就是许多年。凭借着扎实的功底，他一步步成为动物生态学领域的知名学者，以及青海省的优秀专家。按常理，王祖望本可以凭借这些资历，在科研的道路上“一往无前”。但命运的齿轮转动，将他推向了行政岗位——他调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（简称“动物所”）所长。

这是一个许多人眼中的“黄金跳板”。作为一所之长，他完全有理由、也有能力为自己组建一个强大的研究团队，申请最顶级的项目，积累最丰硕的成果。但王祖望没有。在担任所长的8年里，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他没有在动物所建立自己的研究组。

是能力不够吗？不，是因为王祖望太无私。他深知，所长的权力是用来服务科研的，而不是用来为自己“镀金”的。他的学生王德华在博士后出站时才发现，自己的导师王祖望，竟然一直“挂靠”在其他研究员的课题组里。他亲自组织召集青年人研究重大项目建议，最后也都让青年人作为申报人申报。

如果说“不建组”是王祖望的自我约束，那么“让机会”则是他高尚品德的尽致体现。

众所周知，科研项目的申报、经费的分配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竞争。但王祖望却反其道而行之。他曾作为项目申报人和主持人，申请到了国家级项目和百万课题经费。这对于当时的科研人员来说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然而，他转身就将这些“香饽饽”让给了刚回国、在所里还没有根基的年轻人。在论文署名时，他也从不看重个人的虚名，总是主动将通信作者的位置让给年轻的合作者。他常说：“年轻人需要这些，他们才是未来的希望。”

在“论资排辈”的风气横行的氛围中，王祖望就是年轻人心中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
1995年的秋天，动物所的职称评定会上，气氛一度剑拔弩张。几位年轻科研人员的晋升遭遇了阻力，理由是“资历不够”。面对僵局，一向温和的王祖望第一次拍了桌子。

“如果再论资排辈，动物所前景堪忧，有些课题组会被拖垮！”王祖望的据理力争，最终使得两名年轻人破格晋升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两人确实成为了动物所的中流砥柱。如今，他昔日的下属和学生中，不乏院士和学科带头人；反观王祖望自己，却并未戴上几顶“帽子”，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科学巨匠，因为他用自己头上的“光环”，点亮了无数后来者的前程。

陋室中的“苦行僧”

王祖望自己的生活简朴得近乎“苛刻”。在许多人眼中，他几乎是个“没有个人嗜好的人”。他不善交际应酬，不讲穿戴排场。曾有一次，他因穿着过于朴素，被动物所的保安拦在门外，要求出示证件。这位老所长没有生气，只是平静地配合检查。他的办公室，更是见证了这种“极简主义”。

为了引进人才，所里的办公空间一度紧张。王祖望二话不说，把自己那间20平方米、带有秘书套间的所长办公室腾了出来，让给了新来的年轻人。自己则搬到了财务室旁边一个简陋的小房间办公。就连他的办公桌椅，也是“拼凑”出来的。为了给所里省钱，他从家里搬来了自己的旧写字桌和旧椅子。所里看他腰不好，特意为他配备了带弹簧垫子的靠椅。但他却把好椅子留给开会时的客人坐，自己依然用那把旧椅子。

直到卸任所长时，王祖望还不忘叮嘱学生王德华：“你帮我把这几把弹簧椅子还给所里吧。”王德华哭笑不得地告诉他：“现在没人要这么旧的椅子了。”但这句玩笑背后，也饱含对老师高风亮节的品格的无限敬意。

在住房问题上，王祖望更是将“吃亏”当成了一种习惯。他到动物所任职后，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分到房子，只能借住在岳父母家，每天挤公交车上下班。作为一所之长、资深研究员，又是无房户，他本应是优先解决住房问题的对象。但他没有伸手。当机会再次摆在他面前，他也只是主动选择了一套小三居的腾退房。直到2000年退休，他的住房条件才得到改善。

不过，退休也并不意味着王祖望职业生涯的结束。他还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，大典，大典，成了他退休后念叨最多的两个字。

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钱钟书、冯友兰、任继愈、钱学森、季羡林等300多位学者就曾联名向国务院呼吁，启动《中华大典》编纂工程。这一项目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，其目标是全面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，系统呈现中华文明的浩瀚图景。

其中，《动物分典》任务尤为艰巨。它不仅要从古籍中挖掘出古代中国人对动物的认识和记录，还要以科学的分类方法对这些记载进行厘定。一言以蔽，这将是一部跨越数千年的“中国古代动物百科全书”，完整反映先秦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动物学知识。

所以，这就要求参与编纂工作的科学家，必须具备深厚的动物学专业知识，才能从中国古代文献的蛛丝马迹中辨别动物物种，准确还原其生态特征与分布区域，同时还要能沉下心，阅读大量古代史书文献。前半生扎根青藏高原、后半生植根动物所的老所长王祖望，无疑最适合。

于是，72岁那一年，王祖望组建起一支平均年龄也大约72岁的科研“大师队”，其中包含昆虫生理学家郭郛、昆虫分类学家黄复生和哺乳动物分类学家冯祚建，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业内权威专家。

《动物分典》编委会学术讨论

开展编纂工作那几年，王祖望每天清晨背着双肩包，步行半小时来到动物所所在的北京北四环西路的旧址。顺着环形楼梯爬上三层，右拐进入一条长长的走廊，中间那间305号办公室，就是他们的编辑部。

说是编辑部，其实更像是一座微型的“老物件博物馆”。为了节省经费，家电、家具大多是所里和编委会成员家中淘汰的：几十年的立式空调在夏天发出沉闷的嗡嗡声；老式雪花牌电冰箱顽强运行，里面放着编委会成员每天自带的盒饭；占地面积最大的是各种各样的资料柜，木质的、不锈钢的、带锁的、合不上门的——几乎全是二手货，装满了他们从各个图书馆搜罗来的繁体字、竖版、无标点的古籍、影印本和各类材料。就在这些故纸堆里，只要沏上一杯浓茶，王祖望埋首一坐就是一天。

王祖望在修改《动物分典》

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16年。最终，20余位老科学家共收集、整理古代文献资料近4000卷册，从中考证厘定中国古代动物1界16门50纲206目622科1500多种；编纂了古代动物命名和分类体系、动物形态、动物解剖、动物生殖、动物生态、动物狩猎与保护、动物为害与防治及古代动物学人物传记，累计字数超过900万。

《动物分典》编纂完成后，王祖望自费请编委会成员吃了顿饭。小小的包厢里，十几位平均年龄82岁的老科学家围了一大桌，每一位都头发花白。

“我们只不过是一群‘以蠡测海’的老年初学者。” 在动物所举行的大典庆贺和赠书仪式上，82岁的王祖望如此说。

在这个追逐流量、渴望被看见的时代配资公司是怎么运作的，王祖望几乎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“大家风范”，即真正的强大，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能放下多少；真正的富有，不是物质的堆砌，而是精神的丰盈。他不争头衔，却最终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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